我对明史的最初深入了解，是通过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一个国民革命军的退伍军人，在美国用英语著成的中国历史书籍，着实影响了近20年来的历史研究者。这本小书，我大概前后看了不下10遍，但依然不敢说完全掌握了那个时期的一切细节。我想，明朝作为中华帝国发展的顶峰（私下认为清朝稍逊一筹），透视其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还是要建立在对《三通》等文献的解读上，而我作为一个业余读史者恰恰缺乏这种专业素养，实在是很可遗憾的。

我们的教科书通常传达了这样一种观念：“时势造英雄。”我以前也持这种观点，后来看得多了，却有了一些“唯心”的变化，可能，英雄创造了时势，英雄所起的作用还是占主流的。比如说有唐一代，开国百余年的气象，同李渊、李世民父子的个人作风是分不开的——无论是对待男女之事，还是倡导诗词歌赋。明朝亦如是，朱元璋以明教信徒起家，开国号“明”，仇视大地主阶层，凌虐读书人，又极端提倡道德治国，妄图用圣人的教诲代替法律成文。结果后来的明史经常会有在大庭广众之中把大臣的裤子褪下打屁股的闹剧（是为“廷杖”）；而极端的依赖“道德”治国，不思制度变迁，也是明朝自仁宗、宣宗后日趋僵化的最重要原因。宋末帝跳海之前身边尚且有一个宰相陆秀夫，崇祯却只得太监同伴，真的很说明问题。也许这就是历史的“因果”。

万历朝初期曾有一个中兴的可能，这就是由于张居正的一系列变革措施，诸如清查地、一条鞭法、改革兵制、疏浚黄淮，都是利国利民的良策。我常感叹中华民族的命运为何如此多桀：倘若张居正对辽北的兵制改革能顺利地进行下去，也许女真人就会被消灭在萌芽之中，清朝就不会在历史上出现；而正是由于张居正的过早逝世，导致继任的首辅一味弥缝现状，错过了扑杀女真叛乱的最佳时机。

张居正生于西元1525年，病逝于西元1582年，享年57岁。在当时也不算高寿。张居正时值壮年驾鹤归西，有很多原因。不过据当时的明人笔记记载，张居正的健康被所谓“房中术”及药性躁烈的性药所毁坏，去世之前皮肤如烤鱼一般干裂。张居正的改革触动了很多既得利益者，所谓舆论，自然不可全信。不过张居正拿鹿茸等补药当零食吃却有很多旁证。宦囊也不清廉，对官员的升迁处置更是全凭心情。这都是他死后迅速被清算、新政被废除的直接原因，至于政治斗争的权术，已经不重要了。

儒家讲究“内圣外王”之道，将圣人的内在修养与英雄的外在事功结合起来，固然是一种理想状态，其实历史上根本没有几个这样的人。张居正作为明朝300年第一有见识的宰相，却不知道在私德方面注意持盈保泰，最终败落也是料想之中的事情。而其身后数十年，女真铁骑即入主华夏，很难说与张居正的过早去世没有直接关系。守护天下神器，敢不慎乎？

昨天在几个网站看到了一点新闻，意思是前段时间在加拿大组织华人游行的几个领导者，可能与当地华人社会换妻俱乐部与卖淫组织有关系。殷鉴不远，何去何从，自求多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