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先生早年曾说"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今日看了严少雄君的 文章 , 很好,很好.愚以为,大陆高校及学生,都应该看看香港的同行都在作些什么,都是如何做的.什么是"爱国"?浸会大学和中文大学"向人民群众看齐"的精神, 这就是爱国;他们不盲目抵制外国企业,而是批判本国企业的血汗工厂,为人民说话,这就是爱国;他们不空洞的喊口号发出不切实际的号召煽动群氓,这就是爱 国.

    大陆的高校研究机构,为什么难以承担自身的社会责任?我个人认为有四个原因: 

    其一,是高校培养精英的方法,尤其是社科类精 英,还是以理论分析见长,缺乏实际运用.以我自身的经历而言,本科阶段还参与过一些社会调查活动(街头拦访\入户调查),硕士阶段基本就没有这方面的内容 了.如果社科人才不愿意走到基层去实际调查访谈,是很难得到第一手数据的，也很难验证书面数据同现实情况究竟差多少；

    其二,中国社会“管”的太 严，任何机构或个人如果要到基层去做调研，需要有相关机构提前开绿灯（商业调查不算），如果要做一个社会热点问题的调研，诸如失地农民、城市务工人员、拆 迁、低保等“敏感问题”，失去相关部门的配合，几乎是寸步难行，因为没有人愿意也没有人“敢”提供任何情况。华东理工的曹锦清教授《黄河边的中国》，如果 没有河南党校的关系，恐怕也很难做出什么；

    其三，扩招对社科研究有一定的负面作用。大学扩招近十年，我感觉对社科的冲击非常大。因为有的“领导” 认为，社科比较简单，是个老师就能教。如果有细心人到一些高校做简单的调查，会发现后批准成立的“法政学院”“哲社学院”的前身都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转行 来的。在这种精神指引下的社科研究只能是畸形的；

    其四，“组织性”“纪律性”对社科研究的束缚。我不是党员，所以这方面没什么顾忌。我国高校社科研究是不是一点成果也没有？有的。但通常都作为内部参考供领导干部们决策用，却很少对社会公众开放。缺乏和社会成员的互动，也是社科不被众人重视的重要原因。

    如果我们的高校，总是琢磨着“建高尔夫球场”或动辄去抵制谁，终究不是彻底的爱国。爱国，是很具体的一个问题。倘若一时的兴起过去，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一切照旧，那所作的努力不都是无用功？香港高校今天的行动，希望是明天我们大陆高校的行动。只有如此，才是爱国；只有如此，才是真爱国。

附旧文： 高等院校的精英教育应该更多的“向下看”

越儿 要我就厦门大学“高尔夫”事发表一些看法，便是此文。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媒体和网民的关注也已经淡化，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更加客观的去看待这个问题——即什么样的教育才算是素质教育，素质教育应该告诉学生们什么。

  高等院校的素质教育应该更多的“向下看”

  自从2006年10月14日，朱崇实先生在“高校合作与发展论坛”宣称“厦门大学将在2个月之后建成高尔夫球场，06级厦大学生都要学会高尔夫”之后，中国的媒体及有识之士纷纷展开讨论。近来风波稍平，厦大方面也没有了消息，似乎就此作罢。 实事求是的说，厦门大学并不是第一个宣称建设高尔夫球场的中国大学，始作俑者乃是北京大学。但为何偏偏厦门大学受到了最多的舆论压力呢？

  有论者认为，厦门大学兴建高尔夫球场有“腐败”之嫌。但笔者认为，一个大学是否要建设高尔夫球场，同它是否要成立职业篮球队一样，是局外公众无法深入参与 的问题。厦门大学作为一所公立大学，校长作为决策者有向公众解释的义务，却不代表要受舆论的制约。至于投资成功与否那是另外范畴的问题。真正让朱崇实先生 饱受攻讦的原因，其实是他的教育理念出了问题。朱先生认为，厦门大学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开设高尔夫课程是培养社会精英的手段。 

  此言差矣！

  首先，我们要明白什么是“精英”？精英就是社会各个层面的领袖人物。如何成为一个领袖人物呢？那就要看能否用自己的理念号召他人跟随你的步伐。那么这种号 召力是不是凭空的就会产生呢？绝对不是。要看你是否能了解人民的心声，要看你的行动能否打动人民的心灵，要看你的对策是否能解决人们的基本问题。而这一 切，都是以不脱离人民群众，同草根阶级建立思想和感情的纽带为基础之上的。只有让人民大众感觉到精英是他们中的一分子的时候，精英才真正可能去引导这个潮 流。

  对的，引导潮流，而不是追随潮流，这才是精英。从高尔夫球这个事情来说，在少数发达国家，高尔夫已经逐渐步入寻常百姓家。但在中国，确是一项货真价实的 “贵族运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高尔夫球会一般采取会员制的方式，6万元的入会费尚且为中档水平，几乎已经可以浇灭99%的中国公民“高雅休闲”的 热情了。让普通的大学生学会这样的技能，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中国的高尔夫，说白了，就是一套名牌运动服，一种身份，一种标签。学会后或者徜徉于球场的时候感觉甚佳，以为就此与众不同了。其实这就是花架子。自欺欺人 的拉开了与社会草根阶层的距离。朱先生为代表的某些中国大学校长一直以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例，那么美国人究竟是怎么做的呢？

  美国的精英教育，时时刻刻考虑着这样的问题：当你享受着一年四万多美元的哈佛耶鲁教育时，你和家庭年收入还不够你一年的教育费用的老百姓就生活在两个世界中。你还能否 超越自己的精英生活的经验，回到老百姓中，改变他们的生活？这才是你能否成为社会领袖的关键。也正是如此，美国的名校都强调社会服务，强调学生和底层建立 联系。不仅仅是美国，加拿大的教育还规定高中学生必须做满20个小时的社区义工才算合格。当然，我们应该看到，学生们积极参加义工活动并不是说他们有多高 的觉悟。但正是这些类似强制性的规定，让他们有机会去接触底层人民，知道在象牙塔之外还生存着那样的一群人，知道高楼大厦的背后还有那样的黑暗的建筑。只有设身处地的去感受草根阶层的生活，学生们才会有一种使命感，才会从内心中迸发出一种公民般的责任意识，而不是苟且的只是为了读书拿文凭，将来找个好工作而已。 (本段参考薛涌先生部分文章）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曾经为共和国的强大而做出不可磨灭贡献的那些先贤——李四光、华罗庚、钱学森、陈景润——他们是真正的社会精英，引领了这个国家走向强大，但我知道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在高尔夫球场上潇洒自如。教育不在乎打啥球，教育在于让学生明白自己的终极价值到底是什么，精英到底应该为这个社会，为这些民众做些什么有用的事。

  仍然要很欣喜地看到，最早声称建设高尔夫球场的北大，给学校里的民工们开设了平民学校，师生踊跃到那里教书。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创举，是每一个教育者都值得自豪的一件事。梅贻琦先生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今天我们也要说：精英教育者，非谓有高尔夫球技者，有胸怀苍生之谓也。

  共勉。